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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开元:我为什么写历史推理?

2022-12-28 14:23:12

编者按:秦朝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,大部分史料已经散佚,许多史实已无从考证。但在《秦谜:重新发现秦始皇》中,李开元教授基于田野调查、出土文物和考古发现,糅合史学、考古学、医学以及法学等多元学科视角,运用吊线跟踪、混合洗牌等刑侦手法,大胆推测、小心求证,穿越千年迷雾,侦察你所好奇的有关秦始皇的一切。复活被严重误读的秦国历史,还原被历史妖魔化的秦始皇,对秦始皇及其周围的人物身世、背景、立场、政治活动和秦代宫廷政治网络做了全面的勾勒,从而使得如谜的秦朝历史,有趣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。


这是我写的一本历史推理书。


几年前,我出版了新形式的历史再叙事《复活的历史:秦帝国的崩溃》(2007年,中华书局;后来做了增订,改名为《秦崩:从秦始皇到刘邦》,2010年由台湾联经出版;2015年再增补加注,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),按照预定的计划,我开始着手写第二部,《复活的历史:汉帝国的诞生》(其前部《楚亡:从项羽到韩信》,2013年由台湾联经出版;2015年,增补加注,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)。殊不知,鬼使神差,因缘际会,我竟然先写成了这本历史推理,自己也感到意外。




写历史推理,是多年以前就有的想法。


我入史学之门,算是科班正途,进北大历史系,从考证开始起步,经过人物评论、事件原因探索,一直到史学理论,一步一个脚印,从基层走到高层,经历了一个难得的完整过程。因为喜好哲学,遇事爱寻根问底,历史是什么,历史学又是什么的终极问题,始终是我的关怀。毕竟是千古的疑难,怕要求索一生。退而求其次,考证是什么,考证的原理在哪里,也一直吸引着我。多次实践以后,渐渐悟出些道理来了,考证的基本思路,就是基于证据的推理。


基于证据的推理,不仅是历史学的思想基础,也是科学的思想基础。历史学与科学之间,在基础的部分有相关的交接点,实在是使我感到高兴,因为我曾经有过做科学家的少年梦。我爱读侦探小说,最钦佩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,那种智慧的冷峻神态、瘦长的敏捷身姿,很使我着迷。侦探小说读得多了以后,对于侦探们的思路,也大体看出门道来了,同样是基于证据的推理。


侦探小说发端于英美,经过日本人的改进,发展成为体裁广泛的推理小说,内容也由单纯的刑警破案扩充到暴露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江户川乱步、松本清张、森村诚一、东野圭吾……众多的推理作家,宛若灿烂的群星,使人眼花缭乱,目不暇接。


我到日本以后,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情,这些写侦探小说的名家们,不少人喜好历史,特别是古代史。他们不但用古代史做题材写侦探小说,有些人还直接介入到古代史的研究中来。报纸电视关于古代史疑问的讨论,常常是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和侦探小说家同堂共议,争锋斗智,那种融汇文学和史学、结合实证和推理的动人景象,在中国是未曾见过的。


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不仅是中国古代史的大家和日本史的专家,也是侦探小说的爱好者。他读了日本推理小说家高木彬光的推理小说《成吉思汗的秘密》后有所感,专门写了一篇文章,题作《日本的推理小说与清代的考据之学——一种文化比较》。在这篇文章中, 周先生结合自己读书治学的体验,指出了推理小说与考据之学间有相通的内在联系,二者在基本思路上相同,都是基于形式逻辑的推理。


周先生是我所敬仰的老师,读了他的文章,加深了我的感悟。我进而想到,不管是在欧美还是在日本,侦探小说都颇为流行,是得到国民喜爱的通俗文化。反之,在中国的流行文化中,没有发达的推理小说,国民喜爱的方向,偏重在神怪武侠。神怪武侠是非逻辑的自由遐想,那种上天入地、出神入化的超脱和飞跃,不由得让我想到庄子的无拘无束,道家的自然自由。诸子百家中,唯有名家是讲思辨、重逻辑的哲学派别,经过秦始皇的焚书、汉武帝的尊儒以后,两千多年来是断绝了。这种断绝,对于中国文化和国民心理的影响,不可不谓久远深长。


诸子百家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和根本,是人类脱离鬼神迷信之后的东方理性觉醒,其丰富的内涵和无限的可能,先被政治专制的焚书打断,后被文化统制的尊儒阉割,从此偏离多元的方向,失去了自由与活力,实在是两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不幸。痛定思痛后的当今中国文化,其最大的课题,就是回到古典,重铸文化,在诸子百家的根上,嫁接现代的普世文化,发展出融汇古今中外的新文化来。


历史是文化的核心,历史学的开拓也是文化的课题之一。于是我又发奇想,是否可以在考据学的传统之上,参照推理小说,发展出一种新的表现历史的形式?我由此有了历史推理的想法。


我是理论脱离实际论者,承认任何理论与实际之间都存在着差异,而这种差异,正是人为努力的所在。理论先行,有了想法以后,我开始着手实践。历史推理的内容,当然是历史上的疑案。在古代史领域,到处都是难解的疑团,大到夏王朝是虚幻还是真有其事,小到秦始皇的父亲是子异还是吕不韦,大凡是可以做考证文章的题目,都可以成为历史推理的题材。问题在于形式,寻找合适的形式成了写作历史推理的关键。


我试图学习侦探小说的手法,设计一位宛若侦探的历史学家,引导自己的学生们出入古今,破解古史之谜。如此深入下去的结果,自然走向了推理小说的方向,在增加了趣味和自由的同时,不可避免地削减了历史可信度的传达。我希望坚持历史学本位的立场,侦查的疑案就是历史学的问题,证据一定要真实,推理一定要合理,可以构筑,但不能编造。虚构人物的推理小说的方式,不是我当下追求的目标。我暂时放下了这种写法,将原稿封存,留待将来做别的用途。我将注意力转向题材,期待内容能够提供形式的启示。


我在写作博士论文《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——军功受益阶层研究》的时候,曾经明确了一个重要的史实:创建了汉帝国的刘邦集团,它的上层,多是出身于楚国的军人,数量虽然不大,却是集团的核心部分,我称其为楚人集团;它的中下层,多是出身于旧秦国的军人,数量最大,构成集团的外围和主力,我称其为秦人集团。顺着这条线索,我在整理项羽之死的历史时,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。垓下战败,项羽溃围脱逃,一支汉军的骑兵部队奉命追击,终于在乌江岸边置项羽于死地。项羽死后,有五位汉军骑士各自夺得了其遗体的一部分,都被刘邦封为列侯。这五位骑士,无一例外都是出身于关中地区的旧秦军将士。其中的一位叫作杨喜,他的第五代孙子杨敞是司马迁的女婿,曾经做过汉朝的丞相,与司马迁有多年的交往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中关于垓下之战和项羽之死的纪事, 因为都出于杨喜的口述,所以栩栩如生,真实得让人生疑。


这段历史的澄清,不仅印证了我对刘邦集团地域构成的发现,也坚定了我打通文史哲,师法司马迁,以《史记》为蓝本写历史叙事的决心。我进而联想到兵马俑,这是一支以秦帝国的京师军为原型塑造的地下军团,那些追击项羽的旧秦军将士们,甚至是杨喜等五人的身姿,说不定就跻身于其中?兴奋感动之余,我用自己熟悉的形式,就这个题材写了两篇论文,一篇题作《兵马俑与项羽之死——秦京师军去向探微》,在“秦俑学第六届学术讨论会”(2004年,兵马俑博物馆)上发表,后来刊载在《秦文化论丛》第十二辑上。另一篇题作《论〈史记〉叙述中的口述传承——司马迁与樊他广和杨敞》,在“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暨学术讨论会”(2005 年,陕西师范大学)上发表,后来刊载在《周秦汉唐文化研究(第四辑)》上,算是两份历史研究的学术成果。




兵马俑与项羽之死的内容,被与会的记者报道,经过报纸和因特网的转载,受到历史爱好者的广泛关注。一位长辈告诉我,他在火车站的消遣杂志上看到了相关的文章,候车时买来打发时间。我去年暑假到安徽实地考察,从垓下经过东城到乌江,一步一个脚印地追寻项羽之死的踪迹。在乌江“项羽祠”出售的旅游书上,我也看到了相关的文章,买来作纪念。当然,这些文章的作者都不是我,而是各种层面上的爱好者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改写和再改写。


在得到上至学会下至娱乐小报的反馈以后,我再一次感到历史的神秘,感到真实的历史,可以比虚构的小说更精彩;追求历史真相的乐趣,可以由专家与大众共享,专家和大众一样,都有一颗好奇的心。我由此想到,既然是专家与大众都感兴趣的内容,与其由外行的爱好者来改写传布,留下浅入误出的诟病,何不由专家自己来深入浅出地传播?受到新的刺激后,我开始考虑以项羽之死为题材,以已经写成的学术论文为基础,再一次尝试历史推理的写作,希望大众看得有趣,专家不会摇头。


写作的过程断断续续,停停写写,持续了好几个月,结果是失败了。尽管有好的题材,却找不到好的形式,我无法脱离学术论文的框架,另外写成一种既能使大众感到有趣,也能使我有心写下去的新东西。我很有些灰头灰脑,怀疑自己是否走火入魔而为贤者笑,我又一次将历史推理的想法束之高阁。这一次,我将历史推理从我的历史学构想中做了删除,排除到历史学之外,干干脆脆来了个一刀两断。


古来贤者说,有所失才能有所得,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。不再受历史推理困扰的我,于是将有限的精力,集中于历史叙事的追求。感谢神明的眷顾,我竟然在失落的地方有了收获,在思维的推理上增添了实地的考察,在冷峻的逻辑上增添了移情的体验,在问题式的求解外追求历史的自然流程,终于找到一种自己满意的形式,完成了《复活的历史:秦帝国的崩溃》。




那个时候,我再次思考了自己的历史学构想,确认了历史研究、历史理论和历史叙事的工作布局,准备顺着这个三合一的方向,驾轻就熟地顺流而下了。历史叙事,以“复活的历史”为系列进入汉帝国;历史研究,围绕取代军功受益阶层的诸种新集团,进入西汉中后期;历 史理论,将《历史的镜像》整理出来,由知识论进入本体论;然后是诸子百家、茶文化、生死观、神明和花道……又是思想先行的宏大计划。


思想总是走得太快,行动永远落后于计划,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,不时将我的计划打乱。《复活的历史:秦帝国的崩溃》出版于2007年4月,大概是在同年2月,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读书版的编辑李二民先生来信约稿,说中央电视台将播放长篇电视连续剧《秦始皇》,希望我就历史上真正的秦始皇谈谈看法。我一口应承下来,没有丝毫的犹豫和踌躇,反而有正中下怀的愉悦,因为长久以来,秦始皇的事情一直憋在我的心中,成了纠缠不去的情结。


我写《复活的历史:秦帝国的崩溃》,最初是从秦始皇的出生开始写的。当我将所有有关秦始皇的史料仔细地过了目,将有关的主要研究论著浏览以后,我惊奇地发现,两千年来,秦始皇是一位被严重误读了的人物,不仅他个人被误读,秦帝国建立前和秦帝国崩溃后的整个历史背景都被误读了,有关他的一生,可以说是迷雾重重。


作为历史学家,作为秦的子孙,我几乎迫不及待地想将所有的迷雾澄清。不过,澄清历史迷雾,破解历史疑难,锐利的武器是历史论文而不是历史叙事,这就将我置于形式和内容不能两全的矛盾处境:要从秦始皇开始叙述,就得先写论文澄清史实。经过反复试行和多方思考以后,我决定放弃秦始皇,改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写,历史叙事先于历史论文。


从结果来看,我的这种选择是成功的。秦始皇生于公元前259年,刘邦生于公元前256年,他们是同时代的人。在秦帝国时代,刘邦是一介草民,他的生活圈子有限,有关他个人的史料比较多而且比较可靠,从他入手不但便于叙事,也可以比较完整地展现出当时民间社会的风气,收到了由下而上复活秦帝国崩溃过程的效果。当然,由于我的这种选择,澄清秦始皇种种疑问的课题,就被搁置下来,我在叙述秦帝国崩溃的时候,对于相关事情不得不有所回避,甚至闪烁其词。最大的遗憾是,我因此无法对秦始皇的一生功过和秦帝国崩溃的原因,作盖棺论定的结语。


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的约稿,给我提供了一个宣泄的渠道,我一气呵成,接连写了三篇长文,分别以《秦始皇的生父之谜》《秦始皇的后宫之谜》《赵高变形记》刊载在该报上。报纸是大众媒体,对于文体有特殊的要求,论文的形式肯定是不合适的。为《21 世纪经济报道》写稿的时候,历史推理的想法又一次在我心中死灰复燃,于是我借东风,将写论文的内容,按照纸媒的要求,用一种破案解密的形式写了出来。结果是读者有好评,我自己也喜欢。文章传播开来以后,不断有各种媒体继续邀约我,使我欲罢不能。


也许是随波逐流,也许是顺水推舟,经过彷徨和反复,大概是在 2007年11月,我正式决定将《复活的历史》第二部放下,借媒体的邀约为动力,接着三篇报纸文章的余势,再一次挑战历史推理,以研究课题的内容为底本写一本大众读物,将笼罩在秦始皇身上的迷雾一一清除。11月中旬,我草拟提纲正式动笔,2008年3月底写成初稿。6月初,接到东方卫视的《世说新语》栏目的邀请,按照电视讲座的要求再次改稿。8月底到上海录制节目,9月底回到日本。10月 6 日到24日,节目以《秦史谜案》的题目播出。节目播放以后,我又根据播放的结果总结得失,按照出版要求,补充内容,完成本书的定稿。11月29日,我将最后一章改定完毕,发送出版社,终于交出了自己认可的完稿。




由于本书的完成,历史推理在我的工作布局上复活。我所追求的历史学,不但综合了历史研究、历史叙事和史学理论,成为一个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历史学,也因为增添了历史推理而进入大众领域。


这样的结果,不但了结了我的一桩心事,使我得到更多朋友,也坚定了我对文化资源学的看法。历史是一种文化资源,既可以为研究所用,也可以为教育所用;既可以为大众娱乐所用,也可以为旅游经济所用。历史学的领域,可以步步拓宽,应当与时俱进。


在东方卫视播放的《秦史谜案》讲座中,我自己拟了一段提纲挈领的宣传文字。这段文字,体现了本书的理念,我自己也很喜欢,在这里摘录下来奉献给读者朋友,作为结语的收场:


历史是永恒的谜,因为我们不能再回去。如果我不能给你提供最准确的史实,我将给你提供最合理的推测。


最后修改于 2022-12-28 15:05:41
标签: 历史 推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