×
通过社交网站直接登录
×
条@我的评论,查看@我
条新私信,查看私信
条新评论,查看评论
位新粉丝 查看粉丝

身为最高档益智游戏之一的围棋,曾经被古人视为玩物丧志的坏东西

2019-02-12 23:07:06

文:徐俪成


声名不佳的早期生涯

围棋早在先秦就已出现,然而在关于其起源的传说中,这种游戏的形象远没有后世流传的那样高贵。

战国末年的史书《世本》中记载:“尧造围棋,丹朱善之”,晋朝的张华在《博物志》中进一步申说:“尧造围棋,以教子丹朱。或云舜以子商均愚,故作围棋以教之,其法非智者不能也。”这两则记载中最早学习围棋的人物“丹朱”和“商均”,是中国传说中著名的“不肖子”,他们本来可以继承父亲尧和舜的领袖之位,却因人品和才能不足统领天下,分别被舜和禹抢走了王位。这种与反派人物的瓜葛,让围棋从诞生开始就陷入了相当不利的舆论环境。

后人在反对围棋时,常常会引用这个起源传说,比如东晋大将陶侃曾没收部下的围棋和博具,全部扔到长江里,并且声言:“围棋,尧舜以教愚子……诸君并国器,何以此为!”南朝宋明帝热衷于围棋,大臣虞愿也曾以“尧以此教丹朱,非人主所宜好也”为理由,劝皇帝放弃这一爱好。

在农业社会里,大多数人都要进行生产劳动,才能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,有“一夫不耕,天下必受其饥;一妇不织,天下必受其寒”之说。从维持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,大好的劳动力不事生产,反而游手好闲地下棋玩游戏,是绝对不应被提倡的行为。因此,在秦汉以前的历史记载中,围棋很少获得正面评价。人们常常将围棋和当时流行的另一种游戏“六博”并提,合称“博弈”。《论语·阳货》中记载孔子的话说:“饱食终日,无所用心,难矣哉!不有博弈者乎?为之,犹贤乎已。”在这句话里,“博弈”仅仅比什么都不做稍胜一筹,而且只有“饱食终日”的人才有资格进行。孔子的继承者孟子则更进一步,将“博弈好饮酒,不顾父母之养”作为浪费粮食的“不孝”行为,进行了严厉的批评。


赌博和下棋都是两人或多人互为对手的游戏,有对手就有胜负,有胜负就有彩头,绝大多数人在进行游戏时都是想赢怕输,沉迷其中时,甚至会将当下的胜负看成世间最重要的事。在这种情况下,日常道德中的长幼尊卑都会被抛到脑后。这在讲究礼法的中国社会里,是很恶劣的行为。西晋的权臣贾谧,在与皇太子对弈时争胜心太强,忘记了君臣之分,因而受到皇室的忌惮,最后失势被杀。《世说新语》中记载东晋名相王导和爱子王悦下围棋,王悦眼看自己要输,竟然死死抓住王导的手,不让父亲落子,王导苦笑道:“我和你好像是父子吧?你怎么能这样?”将胜负看得过于沉重者,还会做出悔棋、掀棋盘等行为。汉朝时史游所作识字课本《急就篇》中,有所谓“棋局博戏相易轻”的说法,这又为围棋加上了一份“破坏社会和谐”的罪状。

在这些罪状的夹击下,围棋的发展之路从一开始就泥泞重重。




对围棋的辩护与反驳

西汉以后,随着生产力的提高,有资格“饱食终日”的人越来越多,更多人意识到了围棋的魅力,并沉迷其中。为了让自己的爱好合法化,许多人开始通过文学作品为围棋进行辩护。其中辩词最为雄壮的要属汉赋大家班固了,班固在其《弈旨》中说围棋“局必方正,象地则也;道必正直,神明德也;棋有白黑,阴阳分也;骈罗列布,效天文也;四象既陈,行之在人,盖王政也。……上有天地之象,次有帝王之治,中有五霸之权,下有战国之事,览其得失,古今略备”,俨然将这种游戏说成了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。

此外,围棋本来就是模拟战争的游戏,因此强调围棋和兵法的关系成了汉朝时比较流行的辩护方案。西汉末刘向曾作《围棋赋》,全文虽已经失传,但在《文选注》里还保留了一句:“略观围棋,法于用兵”,可说是现存可靠文献中最早将围棋和打仗联系起来的段落。东汉大儒马融在其《围棋赋》里进一步说“三尺之局,为战斗场。陈聚士卒,两敌相当。怯者无功,贪者先亡”,在围棋之道和兵法之理间建立了具体联系。


然而这种以围棋作为兵法教材的说法很快就受到了挑战。三国时,吴帝孙权的太子孙和看到自己手下的大臣们不但不努力学习、认真工作,反而一个个沉迷上了赌博和下棋,感到非常担忧,便组织了一个宴会,命令与会者分别撰写论文,矫正这种风气。其中韦昭的论文写得最好,在后世广为流传,还被收入了《文选》之中,这就是著名的《博弈论》。

当今经济学上的“博弈论”是分析博弈中的各种策略选择,而韦昭的这篇《博弈论》则对博弈进行了严厉批评。韦昭认为,围棋和六博等游戏会让人“专精锐意,心劳体倦,人事旷而不修,宾旅阙而不接”;沉迷其中则可能导致“赌及衣服,徙棋易行,廉耻之意驰,而忿戾之色发”等等问题。此后,韦昭特地针对刘向、马融等人将围棋与兵法相比附的说法,驳斥道:“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,能务不过方罫之间,胜敌无封爵之赏,获地无兼土之实……求之于战阵,则非孙、吴之伦也……夫一木一枰孰与方国之封?枯棋三百孰与万人之将?”在这里,韦昭认为围棋的格局完全没有办法和瞬息万变的战场相比,将兵法应用在围棋上,还不如将之应用到真正的战争中,既可以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,又可以建功立业,获得封赏,何乐而不为呢?

韦昭的驳斥可谓正中要害。说到底,围棋只是一种游戏,不论背后蕴含着多么深奥玄妙的道理,它始终与现实的事功隔了一层。在崇尚实务的风气面前,这些辩护终究是无力的。韦昭代表的是吴国太子孙和,属于国家的统治者;对统治者来说,手下的办事人员应该将全部精力放到国家的运作上来,而围棋和六博这类与事功关系不大的游戏,正是办公效率的最大杀手,必须予以最严厉的反对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只要统治者和士大夫保持着这种上司—办事员的关系,围棋就很难获得上层的提倡。




社会变动中的新希望

真正让围棋突破困局的,是魏晋以来权力格局的变化。汉朝四百年来,一直是刘邦的后裔做皇帝,皇帝的权力虽不能说是无远弗届,其权威却是相当牢固的。刘氏的子孙,只要在成年后当上皇帝,与手下的大臣就形成了上司—办事员的关系,可以要求他们将全部的精力奉献给自己。但自从曹丕代替汉献帝做了皇帝以后,皇帝的宝座便不再是一家的禁脔,只要是掌握实权的人物,都可以对这个位子有所希冀。在这种情况下,皇帝的权威大大降低,皇帝需要得到地方上掌握实权的世家大族的支持,才能稳固自己的统治。东晋以后这种情况愈发严重。

皇帝要笼络有权势的士族,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让这些世家子弟在自己身边做官。魏晋之间史书中经常出现的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之类官职,就是专门为皇族和士族所设立的。从表面上来说,这些官职还是皇帝属下,需要为皇帝服务;但从实际权力关系来说,在这些官职上的士族,与皇帝不再是统属关系,而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互相合作的关系,士族子弟再也没有理由奉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时间为皇帝卖命。因此,此时的士族们往往乐于担任品阶高、工作少的职务,即所谓“清官”,反之为“浊官”。在日常生活中,士族们通常崇尚不涉及实务的清谈、希企优游自适的隐逸,将以前分秒必争、锐意建功立业的行为视为“贪竞”而加以鄙视,整个上层社会的风气出现了根本的转变。

在这种以超脱高蹈为荣的风气下,魏晋士族们在清官任上“饱食终日,无所用心”之余,自然乐于寻找一些远离事功的游戏来打发时间,曾遭鄙视的“博弈”等智力游戏,在此时反而成了被推崇的对象。


当时流行的智力游戏,有樗蒲、六博、格五等众多名目,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缺点,就是在游戏过程中要经历扔骰子之类诉诸概率的步骤,游戏的输赢有很大一部分依靠运气,并不能完全反映游戏者本人的思想和能力;在掷骰子时许多人还会吆五喝六地大声叫喊,有辱斯文。只有围棋,每一步都是由棋手本人的意志决定,棋路和棋势能够完全反映棋手个人的品格,又不需太多声势助威,比较符合士族的高贵身份。此外,围棋规则简单,变化却极尽复杂,边角的攻守、中央的拼杀、局部的死活、整体的把控,每一颗棋子的摆放,都会衍生出种种可能性,每一步的对弈,都能让弈者品味到无穷的道理。

魏晋时期,正是玄谈之风流行的时候,当时玄谈的精髓,正是从有无、离合、同异这一组组对立的概念中,衍生出精深复杂的讨论。围棋这种既简单,又深刻的玩法,恰与玄谈的风格相符合,因此能从众多智力游戏项目中脱颖而出,成为士族间的流行风尚。当时的名士将围棋称作“手谈”,正是这个道理。

东晋最有名的两位士族领袖王导和谢安,皆是围棋的忠实爱好者,在他们的倡导下,围棋渐渐变成上流人士的一项必备技能。东晋学者范汪曾著《棋品》、《围棋九品序录》,原书已经不存,但从标题来看,大约是模仿当时将人才分为九品分配官职的“九品官人法”,将棋手也划分为九个品级,类似于今天的职业分段。由此可见当时棋手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共同体,并且产生了一批公认的高手。


此前反对围棋的人,通常会将“博”“弈”合论,强调两者虚耗时间、挑动争斗的弊端;而东晋时的人们,则越来越多将“博”和“弈”分开,强调围棋与赌博大有不同的特质。上文说过,东晋大将陶侃在做荆州刺史时,曾将部下的围棋和樗蒲狠心投入江中,当时在陶侃手下做僚佐的庾翼目睹了这一场面。多年以后,庾翼自己做上荆州刺史,有部下向他反映军中流行樗蒲之类的博戏,经常争吵斗殴,希望禁止这些游戏。庾翼在回信中赞同了这一提议,但是特别提出“惟许其围棋”。由此可见,在当时士族的眼中,围棋已经开始与其他赌博游戏划清界限,从笼统的“博弈”中脱离了出来,成为一项有益而高雅的运动。




从崛起到极盛

两晋时期,围棋虽然成了士族社会中的流行游戏,但日理万机的皇帝们却只是偶尔为之,并未沉迷其中。到了之后的刘宋时代,嗜好围棋之风已经蔓延到宫廷。刘宋王室本出身低级士族,开国皇帝刘裕因为文化水平不高,常常被身边的士族鄙视,因此他非常重视下一代的教育,努力让自己的子孙学习高门士族的高雅生活方式,围棋也是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。

刘裕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,就是一位著名的棋迷,他曾与当时“棋品第三”的大臣羊玄保以郡太守的官爵为赌注对弈,输棋后真的让羊玄保当上了宣城太守。宋文帝的儿子宋明帝刘彧虽然棋力不高,却对围棋有着异常的爱好。他为了确定自己和身边大臣的棋力,模仿当时的九品官人法,设置了“围棋州邑”,为棋手定品。在九品官人法的制度设定中,国内重要的州和县分别设立选举官,州的选举官叫大中正,郡的选举官叫小中正,他们以门第和能力为标准,为自己管辖区内的人士依一品到九品的顺序从高到低划分品第、分配官职。在宋明帝的“围棋州邑”中,当时的第一权臣刘休仁担任大中正,几位公认的围棋高手担任小中正,为全国的棋士判定品级。按照宋明帝本人的棋力,本来是进不了高品的,但是几位中正为了讨好他,硬是将之定为较高的第三品;在得知自己水平甚高之后,明帝对围棋更加热爱,常常拉着棋品第一的王抗对弈。作为“小中正”之一的王抗,为了不让皇帝怀疑这次定品的公正性,只能不断故意输棋,还顺便奉承说:“皇帝飞棋,臣抗不能断。”

虽然宋明帝本人被后世视为昏君,但他开创的“围棋州邑”制度,将围棋从普通的游戏提高到和国家选举系统相同的高度,对围棋的发展功不可没。刘宋灭亡后,这种在全国范围内为棋手定品的活动传承了下去,在齐、梁两朝又开展过多次。据《南史》记载,梁武帝天监年间的定品活动中,有278位棋手获得“登格”身份,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一本叫《棋品》的书籍中,这本书的序言一直保留至今。


与宋明帝相比,齐梁两代的皇帝对围棋的热爱犹有过之。齐朝的开国之君萧道成在刘宋时就是围棋高手,曾位列第二品,还撰写了围棋专著《棋图》两卷;梁朝的开国之君萧衍习惯白天工作,夜晚通宵与大臣对弈,在位期间主持了多次品棋活动,并撰写了《围棋赋》《棋评》等著作。在《围棋赋》中,梁武帝说这种游戏“君子以之游神,先达以之安思;尽有戏之要道,穷情理之奥祕”,斩断了其与丹朱、商均等不肖之人的联系,转而将之和“君子”和“先达”撮合在一起。在梁武帝的倡导下,梁朝从皇帝到大臣掀起了一股创作《围棋赋》的风气,人们竭尽思虑,用各种优美的辞藻褒扬这项皇帝喜爱的游戏。在这些华美辞章的冲刷下,围棋逐渐洗脱了早先的恶名,镀上了一层高贵的金身。

士族间的流行加上皇帝的倡导,使围棋在南朝的地位急速提升。梁朝大文士沈约在一次面试少年英才时曾指出,当时天下人品评人物的标准“唯有文、义、棋、书”。沈约的这一句断语,意味着围棋已和文才、义理、书法并列,跃身为上层社会最为重视的技能之一。到了唐宋两代,宫廷中出现独立的棋院和专业的棋士,围棋开始走向业余爱好和专业研究齐头并进的康庄大道。经过了数百年的沉浮,围棋这种“秉二仪之极要,握众巧之至权”的游戏终于获得了自己独立的地位,可以不再陪着赌博一起被人唾骂,并在其后的一千多年间,成为东亚文人雅士们最为钟爱的智力游戏。




围棋的发展也是一波三折

2019-02-13 04:12:03
点赞 0

清楚了

2019-02-13 03:54:41
点赞 0
#5
鹰击长空鱼翔浅底

涨姿势

2019-02-13 03:33:28
点赞 0

围棋还是不错的

2019-02-13 03:14:10
点赞 0

围棋博大精深

2019-02-13 02:34:09
点赞 0
#2
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

现在不会了

2019-02-13 02:03:43
点赞 0
#1
生命不息,奋斗不止。

我很喜欢围棋呢!

2019-02-13 00:16:30 来自Android客户端
点赞 0
加入小组 发表评论

登录33IQ,提升智力水平,让你越玩越聪明!